我压着头，一小步一小步探进去，门“吱”

呀一声被风吹上了，整个房间压抑得我连呼吸都有些轻微的刺痛。

“跪下。”

父亲意简言赅。

他总是这样，任何时候，说任何话，都斩钉截铁得像一道命令。

而我在他面前，向来温驯得像一位新兵。

我们已许久不做父子，更像是一对军营里的上下级。

我听话地跪在了地上，好在休息室里铺了波斯毯，膝盖抵在上面，并不吃痛。

父亲沉着嗓说：“抬起脸，看着我。”

我支起下巴，顺着地上那道黑影，向上望去。

父亲随之撇过半边身，悭吝地留给我半张脸。

他对我的厌恶，想必已深入骨髓。

不知是我太敏感还是确有其事，从我进这个房间开始，他都没叫我一声“克里斯”

，也没正儿八经像看一个儿子一样地看我。

他历来如此，拥有德国人与生俱来的阴鸷与偏执。

中欧的水土将他养得身强体壮，即便年华渐老，但依旧孔武有力。

他那盘龙般的粗臂，可以毫不费力地掐断任何一个成年人的喉咙，任何跳出他认知常识的人，都将被他视作战场上的宿敌。

我才压下去的恐惧，又涌上心头。

“中午吃的什么？”

父亲问。

我有些诧异，总觉得他应该会问一些诸如“你在这里反思得如何”

“可曾听从主教的训诫”

“你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以及“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

这样的问题。

可他没有，不仅没有，他还问我中午吃了什么。

这或许算一种让步，我知道，对于自视甚高的安德烈斯元帅而言，询问子女的一日三餐，已是他能做出的最慈父的关怀。

“吃的菌菇汤，和半截生胡萝卜。”

我如实说。

“没有其他答案吗？”

父亲的眼珠子终于动了一下，一闪而过的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