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用典虽说妥贴，不过是为了表达首句的意思而已：人生祸福茫茫，不可预料。

早些急流勇退，就像先知先觉，可以避开祸患。

试想，朝中百官全都避开宦竖，躲开祸患，那么，朝廷将会怎样？这些宦竖岂不更要横霸嚣张吗？对白公这种态度，商隐断难苟同！

商隐赞赏刘从谏。

他的三次疏章，使宦竖们的气焰有所收敛，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义山兄说得好！

白公事不关己，明哲保身，是要不得的。

我也支持刘从谏。”

九郎表示支持李商隐。

七郎也向他点点头，表示赞同。

“好啦！

我们不投票推举谁好谁坏。

再看看牧之的诗吧。

我再吟一首好不好？”

“不必吟了。

八弟，你觉得牧之兄把李训郑注统称‘二凶’，在《李甘诗》和《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专门攻击李训郑注两人，似有偏颇，不够公允。”

“七哥说得对。

李训郑注想为君铲平阉竖，清君侧，是对的。

可惜他俩情锐而气狭，志大而谋浅，未能成就大事，反为阉竖所害。

两者相比较，商隐以为首恶者当为阉竖而不是李训郑注。

然牧之兄素号刚直有奇节，又自负有经天纬地之才略，为何要颠倒黑白？屡次作诗抵斥李训郑注，而为阉竖张目，岂不为天下笑？”

“义山弟，你有所不知。

牧之兄一贯嫉恶如仇。

他与李甘、李中敏最为交好，文章之趣向也大率相类。

当年他们同为谏官，都怀有嫉恶之心，故而相继上言劾奏李训郑注，极论郑注不可为相。

因此得罪李训和郑注，李甘被贬封州，李中敏被贬颖阳。

牧之作诗抵斥李训郑注，理所必然。”

七郎把这段故实概括说明后，李商隐仍然对杜牧有所不满。

极言抵斥李训郑注，岂不令人产生牧之有附会仇士良之私情？阉竖之恶胜于李、郑；李、郑铲除阉竖，尽管有私心有野心，但是，无论怎么说，首先是想为朝廷除一大害，尽管失败被杀，其功不可没。

不应该以成败来论英雄。

令狐楚坐在一旁，边饮酒边听着他们的争论，细细品味，白公之诗是隐者之诗，超然物外，冷眼看甘露之变，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没有卷进祸患旋涡中。

白公六十有五，而自己却七十有一。

自己为什么还不归隐山林？为什么还要与阉竖为伍？为什么有生之年有益于人之事甚少？有益于家国君王之事甚少？……他独坐自责，潸然泪下。

“父亲，您这是怎么啦？”

九郎惊问，七郎八郎和商隐都扭过头来。

令狐楚挥挥手，道：

“宦竖遮天蔽日，满朝文武不断遭受折辱，皇上躲在深宫中，以酒求醉，赋诗消愁。

有一天，皇上偷偷吟了一首诗。

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