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

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你又胡说了！”

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

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低头？”

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我也活该！

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

我受不下这口气……”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

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

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

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

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

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

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

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

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

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

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下几个社员，干脆……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

惠畅说，“五老汉把儿子叫到眼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

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

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有这号事？”

我完全迷乱了。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

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

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没门了！”

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