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多吃一点儿。

最后我不得不给王府中八个年纪较小的孩子都注射了抗生素，因为他们对这种传染病都不太在意。

事实上，我们发现中国人不懂得要将传染病人与正常人隔离开来。

我在中国结交了不少女性朋友，也给不少女人看过病，其中一个特别招人喜欢。

她就是李鸿章的侄女，也就是李翰章之女。

李翰章本人也曾做过总督。

我给这位小姐做私人医生长达八年之久，因此同她的关系十分亲密。

她常到我家做客。

在我认识的女子中，不管是哪个种族、哪个民族的，我认为她是我见过的文化素养最高的女子。

这样说可能让人觉得很奇怪，但她在任何场合中都表现得那样祥和尊贵、举止优雅，却是不多见的。

她的会客厅里那种高雅的氛围在别处是怎么也找不到的。

毫无疑问，中国人对西医并不排斥，但有时也很有意思，他们往往要回到自己那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上去。

有一天，我丈夫拿回来一张真人那么大的人体生理图，上面尽是些黑点。

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说：&ldo;我问过那个卖图片的小贩。

他告诉我说，这些黑点表明针灸治疗时扎针的位置，针扎的位置不对就会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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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生病时，医生一般都说惟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将一根长针扎进他的身体里，将病痛拔出来，或是以毒攻毒。

倘若病人死了，那么显然是因为针扎错了地方。

这张生理图是过去两三千年间千百万次试验中总结出的结论，是从多少康复

了以及没能康复的病人身上总结出来的。

这一点在一位后来被送进医院的女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她起先是膝盖痛，就去请中医。

中医认为，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采用针灸疗法。

因此，他给病人扎了一针，不巧却扎破了膝盖的滑膜囊，引起感染，造成膝盖完全损伤。

由于针扎得不是地方，社会各阶层的成年人或儿童都常常会出现这种结果。

有一天，我被请去给一位女士看病，她需要马上做手术。

她有三个儿子，全在朝中做高官。

要是母亲死了，他们就得退出官场，守孝三年。

这种情况下辞官不做的话，即使守孝期满，他们的上司也不愿让他们官复原职。

因此，他们就愈发盼望母亲病好。

他们请遍了中医名家，都不见效，最后只得来请我这个西医。

我告诉他们，必须给老人家做手术，并且告诉他们很快就可以康复，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她肯定是活不成的。

他们都同意了，而且手术也很成功。

她恢复得很快，几天后就基本上脱离危险了。

然而，过了几天我再去看她时，发现她浑身是汗，吓得浑身哆嗦，还流着泪，情绪很低落的样子。

她的刀口已经痊愈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副样子。

我想让她高兴起来，同她一起说笑，给她喜欢吃的东西。

我离开她家时，她的情绪基本正常了。

第二天，我发现她又和前一天一样紧张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