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ldo;文革&rdo;中，康生又把这一历史冤案翻了出来，使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批斗，有的惨死或致残。

耀邦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对这个源起于几十年前的冤案，也作出了全面彻底的平反决定，对含冤死去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人事档案中有关假案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取出销毁。

1979年3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周惠，在全区有线广播大会上宣布，对林彪、&ldo;四人帮&rdo;和康生在内蒙古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影响最大、危害最深、涉及全区几十万人的&ldo;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rdo;、&ldo;内蒙古二月逆流&rdo;、&ldo;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rdo;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全部平反昭雪。

周惠说，林彪、&ldo;四人帮&rdo;和康生制造这三大冤案，篡改了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目，颠倒了敌我关系，分裂了革命队伍，破坏了民族团结。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导下，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砸碎了束缚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的精神枷锁，人心大快。

林彪、&ldo;四人帮&rdo;和康生们已成了千古罪人，制造三大冤案的帮派骨干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对&ldo;文革&rdo;中制造的&ldo;南方叛徒网&rdo;案、&ldo;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rdo;案，以及在《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下祸及全省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昭雪。

同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文件，为林彪、&ldo;四人帮&rdo;制造的上海地下党大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中央派遣刘晓、刘长胜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团结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向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优秀党员和青年‐‐其中很多人成了新四军的骨干人才。

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震动全国的上海十万工人、店员、学生群众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示威游行。

解放战争中，配合解放军正面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上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军胜利渡江前夕，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上海人民，广泛开展了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护厂护校斗争，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妄图毁灭大上海的恶毒阴谋。

在这长期的艰苦紧张斗争中，上海地下党不少党员献出了生命。

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已建立起五百多个地下党支部，拥有八千多名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上海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少人担负了中央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1967年1月，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全面夺权的&ldo;一月风暴&rdo;，全盘否定了上海地下党的历史功绩，多次诬称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是&ldo;国民党&rdo;、&ldo;潜伏特务&rdo;、&ldo;叛徒集团&rdo;，并专门建立了三十九个&ldo;中心专案组&rdo;和八百四十五个&ldo;卫星专案组&rdo;，被立案审查的多达三千六百多人，占上海解放时原地下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并株连到已在中央或外地工作的党员干部。

张春桥、王洪文们对凡因工作需要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诬为&ldo;红皮白心&rdo;；对遵照组织决定撤往解放区的同志，皆称做&ldo;受敌派遣&rdo;；对没有被敌人抓捕过一直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则又说是&ldo;被敌人秘密策反&rdo;；对被敌人逮捕而坚贞不屈的同志，却又都称做&ldo;叛徒&rdo;；对地下党领导的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都叫做&ldo;反动组织&rdo;。

因此，&ldo;文革&rdo;前担任县、区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员全部靠边站，内有六十五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四人被迫害致死。

粉碎&ldo;四人帮&rdo;之后，尤其在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ldo;疑难案例座谈会&rdo;，中共上海市委就指示各有关单位，对这个大冤案逐一进行复查。

经过为时一年多的努力，市委发出文件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对遭受株连的群众和家属，也予以落实政策做好善后。

拨乱反正鼓声急文化、统战、工会方面纷纷落实政策

也在1979年3月，国家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对林彪、&ldo;四人帮&rdo;和康生，抓住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ldo;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rdo;那一句话，就说文化部是&ldo;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rdo;，存在一条所谓的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ldo;文艺黑线&rdo;和大批&ldo;黑线代表人物&rdo;等等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所有因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大会，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ldo;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rdo;的大帽子，为所有由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统战系统的这个冤案，源起于&ldo;文革&rdo;前的1962年。

当年，就有人指示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进行了公开&ldo;不点名&rdo;而内部大点名又广发文件的批判，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ldo;专题报告&rdo;，对统战系统的实际工作和干部思想，起了破坏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