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ldo;平反&rdo;，叫&ldo;改正&rdo;。

&ldo;&lso;改正&rso;就&lso;改正&rso;&rdo;，耀邦说，即刻让干审局的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ldo;改正&rdo;，&ldo;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rdo;。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ldo;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

&rdo;耀邦当天就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ldo;右派&rdo;问题。

1958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ldo;反党小集团&rdo;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会儿，专谈&ldo;右派&rdo;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

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还为到底是给&ldo;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lso;右派&rso;改正&rdo;，还是为&ldo;所有被划错了&lso;右派&rso;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rdo;而争论不休。

温济泽被&ldo;改正&rdo;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

不少外省市被划为&ldo;右派&rdo;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ldo;改正&rdo;的。

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ldo;右派&rdo;的&ldo;改正&rdo;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ldo;改正&rdo;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ldo;春天第一燕&rdo;。

李之琏与温济泽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强加的&ldo;右派&rdo;或&ldo;反党&rdo;罪名，就这么被全部推倒了。

写到这儿，笔者以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的一段话，作为对历史之邪僻复归正道的小结。

胡启立在这个谈心会上说‐‐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ldo;文革&rdo;批&ldo;三家村&rdo;，这些经验教训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

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

我们要坚持&ldo;双百&rdo;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

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

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于十年&ldo;文革&rdo;中&ldo;这种恶劣做法&rdo;的登峰造极，整李之琏、温济泽的一些人也经受了切肤之痛的凌辱与磨难，这些人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与感叹。

这种或者先整人后挨整、或者先挨整后整人的轮回反复窝里斗的惨痛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牢记的。

谁要是再重演&ldo;这种恶劣做法&rdo;，必是亡党亡国的庆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党的&ldo;十二大&rdo;上，李之琏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并在这一届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87年换届时才退了下来，时年已七十有四岁。

但为了端正党纪党风、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他继续操心劳碌、孜孜不倦，仍在实现着他给耀邦信上所说的，&ldo;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rdo;……

温济泽这只&ldo;春天第一燕&rdo;，也飞得又轻又快又矫健。

&ldo;改正&rdo;时他已六十有四，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几个小时，使得当时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邓力群不得不对他说：&ldo;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

我劝你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rdo;

但是，温济泽一心要补回二十年的损失，&ldo;不拼一拼怎行呢?&rdo;何况社科院已有十四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不但要密切联系这些所，还要筹建新的研究所。

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扬当院长，他兼任副院长，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个系的主任人选，他无不一一过问。

1982年周扬病重，他又接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岁时才离休。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

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交给温济泽。

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ldo;文革&rdo;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

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把这任务交给温济泽。

对《革命烈士传》，温济泽本着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不成立专职机构的原则，联系了十几个单位数十人，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兼职人员或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业余编辑部，历时十二载，于1991年出齐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传记的《革命烈士传》，作为向党的七十周年的献礼。

关于《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样本着节省人力财力的原则，组织了二十多位业余编注人员，只向文献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经费，搜集了大约六百万字文稿，从1985年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义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