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我&rdo;能离开别人而还是&ldo;我&rdo;吗？&ldo;我&rdo;可以离开这土地、天空、日月星辰而还是&ldo;我&rdo;吗？&ldo;我&rdo;可能离开远古的消息和未来的呼唤而依然是&ldo;我&rdo;吗？&ldo;我&rdo;怎么可能离开造就&ldo;我&rdo;的一切而孤独地是&ldo;我&rdo;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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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务虚笔记》的一封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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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228节

如果这类衔接发生错位‐‐这是非常可能的，比如把a的事迹连接到b的身上去了，甚至明知不是这样，但觉得唯其如此才可以填补我的某种情感或思想空白，于是在我心魂的真实里，一些人物（包括我与他人）之间便出现了重叠或混淆。

这重叠或混淆，我以为是不应该忽略的，不应该以人物或故事线索的清晰为由来删除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这也就是小说之虚构的价值吧，它创造了另一种真实。

比如若问：它何以是这样地混淆而非那样地混淆？回答是：我的思绪使然。

于是这混淆画出了&ldo;我&rdo;的内心世界，&ldo;我&rdo;的某种愿望，甚至是隐秘。

（我有时想，一旦轻视了空间事物，而去重视心魂状态，很可能就像物理学从宏观转向微观一样，所有的确定都赖于观察了。

这时，人就像原子，会呈现出&ldo;波粒二象性&rdo;，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唯取决于观察，而一个人，他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唯取决于我的印象。

孤立地看他，很像是粒子，但若感悟到他与人群之间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关联，他就更像似波了吧。

‐‐这有点离题了。

）

说到隐秘，什么隐秘呢？比如说，a的恶行我也可能会有（善行也一样），只不过因为某种机缘，a的恶行成为了现实，而我的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未经暴露‐‐这通过我对a的理解而得印证。

我相信，凡我们真正理解了的行为，都是我们也可能发生的行为，否则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如此这般，于是顺理成章地铸成了恶行的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我们就会想不通，我们就会说&ldo;那真是我不能理解的&rdo;。

人性恶，并不只是一些显形罪者的专利。

（比如，某甲在&ldo;文革&rdo;中并未打人，但他是否就可以夸耀自己的清白？是不是说，未曾施暴的人就一定不会施暴呢？叛徒的逻辑亦如是，你不是叛徒，但你想过没有，你若处在他的位置上会怎样呢？如果我们都害怕自己就是葵花林里的那个叛徒，那就说明我们都清楚她进退维谷的可怕处境，就说明我们都可能是她。

）不光在这类极端的例子中有这样的逻辑，在任何其他的思与行中都是如此。

我可能是z、l、o、n、w2……因此我这样地写了他们，这等于是写了我自己的种种可能性。

我的心魂，我的欲望，要比我的实际行为大得多，那大出的部分存在于我的可能性中，并在他人的现实性中看到了它的开放‐‐不管是恶之花，还是善之花。

尽管这种种可能性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难道我们不是矛盾的吗？我们的内心、欲望、行为不是常常地矛盾着吗？善恶俱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是此一心魂的真确。

当然，他们做过的很多事并非就是我的实际经历，但那是我的心魂经历。

如果我这样设想，这样理解、希望、梦想了……并由之而感受到了美好与丑陋、快乐与恐惧、幸福与痛苦、爱恋或怨恨、有限与无限……为什么这不可以叫做我的经历？皮肉的老茧，比心魂的年轮更称得上是经历吗？（所以，顺便说一句：当有人说《务》中的角色可能是现实中的谁的时候，我想那可真是离题太远。

）

我想，某种小说的规矩是可以放弃的，在试图看一看心魂真实的时候，那尤其是值得放弃的。

就是说，对《务》中的角色，不必一定要弄清楚谁是谁，（更不要说《务》外的人物了。

）事实上，除非档案与病历，又何必非弄清楚谁是谁不可呢？又怎么能弄清楚谁是谁呢？然而档案只记录行为，病历只记录生理，二者均距心魂遥远，那未必是文学要做的事。

还是玻尔那句话的翻版：我无法告诉你我是谁，我只能告诉你，关于我，我能够怎样想。

如果有人说《务》不是小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

如果有人说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也不是诗，也不是报告文学，我觉得也还是没什么不对。

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才勉强叫它作小说。

大约还因为，玻尔先生的那句话还可以作另一种引申：我不关心小说是什么，我只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