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大家都把最高的商业机密和资源拿出来，只要有利于侦破就

行。

作为回报，所提供的一切情报都不能用于获取商业优势。

最终，会议回到了实际问题。

亨氏公司的人员并不了解我。

我是位国民医疗服

务处的心理学家，但却在这里告诉他们拿这次威胁当真，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相信

我呢？他们有来自风险控制公司的顾问，也许还遇到过很多讹诈活动，大部分还都

是老手而不是新手干的。

但是，安全顾问光是保护客户而不管别的人，他们一个星期要拿走数千英镑的

报酬。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子，但却被警方请来这里了解所有的情况。

思考过各种各样的选择之后，我提议说，应该利用跟以前一样的办法，我们应

该表现得只给这人足够让他围着转的钱就行了，同时想办法把控制权从他手中夺回

来。

我们对他已经掌握了很多‐‐他可能的年龄、他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他的活动

规律。

约在下午6点，会议结束了，公司的人出门向电梯走去。

虽然他们都表现出合作

精神，但是，我无法想像他们会一起到当地的一家酒吧去喝啤酒。

下楼之后，司机

可能在等着将他们拉走。

康贝尔中校邀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

他打开一个小柜子，拿出了半打玻璃杯和

非常漂亮的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忙乱了一天，我们都默不出声地坐着，闷头啜饮。

我有些话想说，但又不能当着佩迪格里或亨氏公司的人说，因为这话里面有别

的含义。

&ldo;吐出来吧。

&rdo;康贝尔说，他朝后躺着，把玻璃杯搁在他的膝盖上。

&ldo;是关于我们这一方的人。

我觉得他是，或者过去是一个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