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牧自来到天龙八部世界的这几个月，也着重观察了民间的情况。

虽说章惇在赵煦的支持下，已经重启了新法，但是阻力和之前神宗时期，王安石领导下的变法是一样的。

一方面来自于保守派，他们坚定的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极力阻挠新法。

另外一方面则是地方豪强勾结底层官吏，阳奉阴违，名为推动变法，实则干扰变法，故意将变法污名化。

比如青苗法，本来政府是想在收割前农民青黄不接时给予“低息贷款”

，等收获后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于国于民双益。

但现实情况是，官员为政绩强迫农民借款，并且借款利息高过市场，农民大输特输，最终却是朝廷与官僚得益。

不下指标，青苗法就推不动；一下指标，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不顾一切。

最后的结局是个悖论，两难。

尽管青苗法规定，遇到灾荒，百姓欠款可以顺延到下次收成时再还。

但是，连年灾荒，旧债未还，新债又增，本息叠加，越欠越多，以至造成“积欠”

，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只有逃往他乡，家破人亡。

民众日子难过，靠天吃饭的农民借钱后有可能无力偿还，则四处逃散；小康之家承担“联保”

责任，“独偿数家所负”

，穷人逃亡，小康变成穷人，最后除了朝廷与大户，大家一起贫困。

均输法与青苗法的本义是为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

由政府来根据各地商品价格不同，亲自长途贩运，损有余以补不足，以期起到稳定市面价格的作用。

但该政策到了一些官员手中，却不顾价格一味转运，重重盘剥，岂止起不到平抑物价的作用，简直还是各地价格动荡的罪魁。

政策大面积扭曲的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豪强与官员串通一气，农民多了一重盘剥者。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初心可能是好的，但是，同时他也太过激进了。

而且在政策颁布之后，政策的实施、执行等方面简直是差的一塌糊涂。

很多新政到了最下层，却沦为了盘剥百姓的工具。

后面朝廷是有钱了，可下面呢？穷的越穷，富的越富。

而且从熙宁变法，到司马光上台，短短几年光景，朝令夕改，一张嘴说的容易，苦的却是下面的百姓。

而方牧要尝试的，便是将新法那些比较激进的或者现阶段不切实际的内容，进行修改，并添加一些对于农民有利的东西。

虽然他和吕惠卿、章惇二人的意见有不少差异，但是在赵煦的支持下，方牧的话语权大大增加。

而这，也是为什么方牧要率先改组城隍司的原因，为的便是监视、调查下层的官吏是否认真的执行了新法，是否在执行过程中阳奉阴违。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那些热衷于土地兼并的豪强，在方牧的建议下，大力发展商业，以吸纳那些失去了土地的流民。

同时，利用城隍司的情报能力，在律法的框架之内，对这些豪强的予取予求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北宋末年到南宋，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多的起义？主要原因便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太多，次要原因则是造反成了一种职业。

没有土地，没有工作，好吧，那我就造反，反正等着你朝廷招安，等着招安以后安排工作。

……半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大宋这边还在为了新法折腾，而西夏那边，经过之前和大宋的战争，国力消耗太多，后面已经没有心思在去招惹大宋了。

而辽国的耶律洪基，当了这么久的皇帝，他身上的锐气早已被权势和温柔冢腐蚀，再加上东北之地女真人的崛起，辽国已有行将就木之势。

方牧虽人在朝堂，但也时刻关注江湖之事，聚贤庄一战后，萧远山带着萧峰回了一趟辽国。

之后，二人前往少林寺，找释玄慈报仇。

萧远山和萧峰二人武功，在江湖中基本上难逢敌手，他们在少林寺如入无人之境。

玄慈虽然对当年之事感到羞愧，但也不愿意就这样死在二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