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芝加哥金融区爆出一桩血案，一位私企高管向老板连开两枪，随后饮弹自尽。

芝城南部地区因帮派犯罪，常年火拼不断，但在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带，这样的事情还没发生过。

该老板是一位有常青藤名校学历和华尔街背景的成功商人，高管是个资深计算机专家及技术元老。

事件的导火索是后者被原地降职，不像单纯的商务行为，据此很多人推测因他年近退休，可能被公司抛弃。

尤其他并未滥杀无辜，显然只与老板有极深的个人恩怨。

但老板家属提起民事诉讼时，则辩称一切源起高管的精神疾患。

世界太小，老板居然是我同区的邻居，孩子同学的爸爸，满街的红丝带也没挽回他的生命。

高管同样抛下妻儿及一众亲朋，在人们无尽的唏嘘和遗憾中离世。

企业究竟是迫不得已还是卸磨杀驴，外人也许永远无法知晓。

但我注意到一个独特的现象，不论是媒体的报道、邻里的议论，还是受害人家属的声明，都不称高管为凶手，而强调是老板多年的搭档和密友，因工作发生严重分歧，以至精神崩溃走上极端。

换句话说是高管的自杀倾向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不是恶意伤人，再畏罪自杀。

学校的信息通报和心理辅导也是相同的说法，我只好照葫芦画瓢，给孩子们这样解释。

尽管我已经说英语比汉语多，吃中餐比西餐少，想绕明白其中的逻辑仍要使劲扑棱这颗中国脑袋。

不过最后我想通了，的确更像自杀，只不过我小时候接触的关于“自杀”

的概念是另外的样子。

自杀最早对我来说是件有积极意思的事情。

不是我小小年纪活腻歪了，而是事关正义。

先有八女投江，后有鬼子剖腹，英雄流芳百世，敌人罪有应得，无疑都是好的。

当然，这些都是从电影和小说中得来的，我真正见识到有人自杀，是上小学三年级时。

与如今的高楼林立不同，早年家乡的民居大都为连体平房，因而形成许多胡同和大院。

我家住的胡同很小，而东邻是个大院子，我总去那边玩。

院里有一家有四个儿子，别名四大金刚，但大的都插队当兵去了，只有最小的小四在。

他长得有棱有角，五官周正，十五六岁已经比成年人还高大。

但跟同龄人最不同的是，他不用去上学，乍听起来非常奇怪。

那时我们尽管吃喝不愁，美中不足的是主食以面粉为主，大米极度缺乏。

解决办法是去一家饭店点个炒菜，然后就能捎带几份米饭。

毕竟是紧俏品因此需要排队，父母上班，奶奶看家，哥哥好静，任务就落到喜欢疯跑的我头上。

于是我就在一片酒令划拳和烟雾缭绕中，眼巴巴地盼着热腾腾的米饭快出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