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

，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

——善在真之上。

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

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

，为治学的最高境界。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

“物极必反”

、“否极泰来”

、“过犹不及”

、“相反相成”

、“因是因非”

、“有理让三分”

、“风水轮流转”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些成语和俗语，都表现出避免极端和绝对的心态。

墨子倡“兼爱”

之公心，杨子倡“为我”

之私心，都嫌说过了，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收掉。

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

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据钱穆）。

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制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形不成大势。

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

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产阶级。

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

存而不论，算是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说到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官僚国家”

的一份模糊，既无纯粹的公产制，也无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人走的从来不是一路。

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

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

、北魏的“均田法”

等等，私田都是“王田”

（王莽语），“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