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

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ldo;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rdo;

这就为&ldo;右派&rdo;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一次大解救&ldo;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rdo;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ldo;右派&rdo;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

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ldo;右派&rdo;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ldo;反右派&rdo;斗争中被戴上&ldo;右派&rdo;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ldo;右派&rdo;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ldo;左&rdo;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

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

&ldo;右派&rdo;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ldo;两个凡是&rdo;的烙印。

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ldo;右派分子&rdo;帽子后，不再叫他们&ldo;右派&rdo;或&ldo;摘帽右派&rdo;，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ldo;右派&rdo;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

他说：&ldo;反右&rdo;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

今天我们对待&ldo;右派&rdo;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ldo;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rdo;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ldo;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rdo;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

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ldo;右派分子&rdo;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

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ldo;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rdo;。

他们还习惯于&ldo;句句是真理&rdo;，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ldo;两面派&rdo;。

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ldo;十一号&rdo;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ldo;保留意见&rdo;。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

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ldo;左&rdo;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ldo;保留意见&rdo;，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炜与王泽民碰了面。

他们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

陈文炜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

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炜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炜说：&ldo;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rdo;但为慎重起见，陈文炜与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

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ldo;我完全赞成!&rdo;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

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

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ldo;右派&rdo;的改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