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母亲来说，最高的法律是一个人的良知。

她常说：“原则上，我并不看重法律。”

她会说一条法律或许有某些好处，但是另一条就可能全无好处，一个人必须自行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她知道某些法律能为某些人效劳，却同时伤害了另一些人，一如在今日的西班牙，一般而言，法律只对少数人有好处，而伤害了多数人。

这份理解来自她内心。

她一向按照原则行事，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去做她自认正确的事。

我弟弟恩立克十九岁时，依照当时的法律，被征召去西班牙军队服役。

他去找母亲，我也在场，那一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孩子，”

她告诉恩立克，“你不必去杀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必杀害你。

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

走吧……离开这个国家。”

于是恩立克逃离西班牙，去了阿根廷。

恩立克是她的幺儿，母亲特别怜爱他，而一别之后，她十一年都没有见到他。

一直等到那些违反征兵法的人得到特赦，他才回家。

我想，如果全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对她们的儿子说：“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

不要打仗。”

这世界上将不会有战争。

当母亲要我弟弟恩立克离开时，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只是单纯地救她儿子一命，还在于做正确的事。

还有一次，我们那个地区发生霍乱。

那是场可怕的灾难。

这一刻你还看见某人正常地走路、说话，一个小时之后他就死了。

那地区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本德雷尔也有许多人死去，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死了。

那时我们住在圣萨尔瓦多，我弟弟路易大约十八岁，常常在傍晚去本德雷尔。

他会去死于霍乱的人家里，在夜里把尸体送往墓地。

“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

他说。

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母亲当然知道他每天都有生命危险，但她从不曾为此说过一句话，叫他别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事，一句也不曾说过。

在我母亲心里没有模棱两可的事。

不论大事小事，她总是直截了当。

她也不在乎那些琐碎的规定。

我年轻时办过许多演奏会，有好几个银行账户，其中一个在巴塞罗那。

我习惯把存款凭证交给母亲，她会替我收起来。

有一次，银行向我索取前一年他们给我的一张凭证，我告诉母亲，她便去找，可是没找到。

我跟她说：“亲爱的母亲，他们想要看那张凭证。”

“为什么要看？”

她问。

我说：“因为那是规定。”

“规定？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钱是你的吗？”

“他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