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韦德拉还是设法替我们弄到了护照和尚普兰号的船票。

当我们正准备前往码头时，坏消息传来：德军的飞机把尚普兰号炸沉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全都又饿又累，可是又不可能在波尔多找到旅馆房间或其他栖身之处——就连在咖啡馆都买不到食物。

我们决定，唯一的办法就是回普拉德。

我们又回到计程车上。

回程显得无比漫长，路上挤满了军队和难民，我们的车子缓缓爬行，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回到普拉德。

第一天夜里我们睡在车上，终于在第二天午夜抵达普拉德。

当我们把车开到豪华旅馆前面时，发现大门紧锁。

阿拉韦德拉用力敲门，旅馆老板在一扇窗户里张望。

阿拉韦德拉告诉他我们回来的原因，老板说我们的房间已经租出去了。

阿拉韦德拉问我们能否要几张床过夜，并告诉老板我生病了。

“德军随时可能抵达，”

老板说，“要是他们知道我曾经收容卡萨尔斯怎么办？大家都知道他是纳粹的敌人，我得顾及我的家人。”

此时邻近一家烟草店铺的老板被我们吵醒了，他愿意收留我们过一夜。

“你们得理解一下，”

他说，“我没有多余的床铺，可是你们至少不必露宿街头。”

于是我们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

许多年来，众人都对我十分慷慨，给了我许多礼物，可是我想不出有哪一件比那个烟草商让我们在他朴素的家中留宿一夜更为珍贵。

第二天，我们在普拉德的一间公寓找到暂时栖身之处，不久后，我们设法在镇郊租到一栋房屋。

那是栋小小的双层楼房，离街道有点儿距离，周围是迷人的古老庭园和树木。

阿拉韦德拉一家人住在一楼，我搬进屋檐下的房间，带着我的大提琴和我买的一架旧钢琴。

这栋屋子叫作科雷特别墅，往后十年我就住在那里。

随着法国投降，维希政府[1]在年迈的贝当元帅的领导下成立，我们在普拉德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虽然法国南部尚未被纳粹占领，但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在各地都取得了权力。

我再度试图尽可能地协助集中营里的西班牙难民，在佩皮尼昂、马赛和其他城镇举行慈善独奏会，可是要帮助他们越来越难。

那些难民的恶劣处境甚至比之前更糟，许多人被迫在所谓的劳动大队工作，那其实比有组织的奴役好不到哪里去。

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身边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有些民众公然对我表现出敌意，另一些原本与我友好的民众从我身边经过时会别过身去。

我知道他们承受的压力，也知道他们害怕若跟我有关联，可能会导致他们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

那是段苦涩的日子，我不时觉得衰老且与世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