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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绘的对象，是我的父亲。

此处想要记下撰写本书的动机与过程。

构成本书基础的访谈，是从二〇一三年五月开始，一直进行到当年十二月为止。

与我一同进行访谈的，是一位曾经采访过印尼残留日本兵，并将其经历写成传记的新进现代史家林英一。

林氏的出道作品《残留日本兵的实情》（作品社，二〇〇七年）是他的毕业论文。

当时担任他指导教授的我，对曾经写过上述作品的林氏，提起自己父亲曾有过西伯利亚的战俘经验，当时提议，请他务必听听我父亲的故事，这便是本书的开端。

第一次的访谈，在稍微不得要领的状况下结束了。

最大的原因是我父亲诉说的内容，涉及范围太广。

当时不仅对父亲的西伯利亚拘留情形十分感兴趣，而且对于他对战争之前的商店街生活与战后不断辗转的日子仍保有如此翔实的记忆，更感到讶异。

因此我便考虑，应当访谈各个不同时代，如果能加入政治与经济的背景说明作为补充，对历史研究而言应该会具有相当的意义。

在这个想法下，我对林氏提议，开始进行正式的访谈，而林氏也迅速答应下来，之后每两周我们便前往父亲位于八王子的住处，每次大约进行三小时的访谈。

我自己曾于撰写《在日一世的记忆》[1]（集英社新书，二〇〇八年）时，做过进行访谈的计划。

而林氏本身也访谈过几位原日本兵，因为两人都有过采访经验，所以实际执行时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

访谈作业的具体内容与程序如下：由我对父亲进行提问，林氏负责以电脑记录；接着当天我会针对林氏制作的笔记进行润饰整理，之后再与当时的录音相互对照，做成原稿；而后再将原稿交给父亲过目，确认相关事实并加以订正。

父亲实际上缺了一边的肺，长时间说话容易疲劳；不过关于这点，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却是不可多得的叙述者。

父亲的记忆不仅鲜明，谈话内容也相当有系统，不至于偏离主题。

而且他又是心思异常缜密的人，没有窜改自己的记忆，能够把当时的实际感受与看法，率直而不加修饰地告诉听者。

甚至访谈过多人的林氏都表示，很少见过类似的受访者。

而父亲具备的观察能力，往往令我们感到惊奇。

例如本书第一章提到他的哥哥辉一，在谈到高圆寺的祭典上配合《东京舞曲》庆典歌曲敲击太鼓的话题时，父亲说：&ldo;这种曲调的风行，或许也说明了东京市内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方的人们吧。

&rdo;&ldo;配合《东京舞曲》敲击太鼓&rdo;这个事实，与&ldo;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方的人们&rdo;这样的社会背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洞察。

加上对于自己哥哥的回忆，往往容易加入大量的情感，能在叙述中抽离自己的情感描述客观事实，并非一般人所能办到。

父亲并未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具备这种能力，只能说是天生的，或者是自行训练出来的吧。

类似这种观察力与客观的态度，在本书中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