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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压着头,一小步一小步探进去,门“吱”
呀一声被风吹上了,整个房间压抑得我连呼吸都有些轻微的刺痛。
“跪下。”
父亲意简言赅。
他总是这样,任何时候,说任何话,都斩钉截铁得像一道命令。
而我在他面前,向来温驯得像一位新兵。
我们已许久不做父子,更像是一对军营里的上下级。
我听话地跪在了地上,好在休息室里铺了波斯毯,膝盖抵在上面,并不吃痛。
父亲沉着嗓说:“抬起脸,看着我。”
我支起下巴,顺着地上那道黑影,向上望去。
父亲随之撇过半边身,悭吝地留给我半张脸。
他对我的厌恶,想必已深入骨髓。
不知是我太敏感还是确有其事,从我进这个房间开始,他都没叫我一声“克里斯”
,也没正儿八经像看一个儿子一样地看我。
他历来如此,拥有德国人与生俱来的阴鸷与偏执。
中欧的水土将他养得身强体壮,即便年华渐老,但依旧孔武有力。
他那盘龙般的粗臂,可以毫不费力地掐断任何一个成年人的喉咙,任何跳出他认知常识的人,都将被他视作战场上的宿敌。
我才压下去的恐惧,又涌上心头。
“中午吃的什么?”
父亲问。
我有些诧异,总觉得他应该会问一些诸如“你在这里反思得如何”
“可曾听从主教的训诫”
“你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以及“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
这样的问题。
可他没有,不仅没有,他还问我中午吃了什么。
这或许算一种让步,我知道,对于自视甚高的安德烈斯元帅而言,询问子女的一日三餐,已是他能做出的最慈父的关怀。
“吃的菌菇汤,和半截生胡萝卜。”
我如实说。
“没有其他答案吗?”
父亲的眼珠子终于动了一下,一闪而过的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