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清晨。 天刚蒙蒙亮，家属楼走廊的过道里就传来了叮里咣当的三重奏。苏曼烦躁地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头顶，蒙住脑袋打算继续睡。 五六十年代的筒子楼不隔音，她睡的小屋紧挨着走廊，就算是用被子蒙住头，也无法隔绝外面的嘈杂声。 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苏曼叹了口气，彻底放弃了睡懒觉的想法。拿起窗台上的牙刷和搪瓷杯。牙刷上挤了黄豆大的牙膏，一手拿牙刷一手端着搪瓷杯迷迷糊糊去公用水房去洗漱。 牙膏是不能拿到水房，这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一管牙膏全家用，拿到水房，左邻右舍谁没带，要借牙膏，让借不？借给她，别人借也不能拒绝吧？都借了，自家用什么？ 现在不光是买粮食、肉和布料需要票，其他很多东西，要么得凭票才能买，要么得找熟人。她们家现在用的中华牙膏，就是托在百货商店上班的熟人买的。 虽然价格比其他牙膏贵上一些，但是用着比其他牙膏好很多。杨红丽没少叮嘱家里的孩子，刷牙时，把牙膏挤好了再去刷牙，不许把牙膏带去水房，她们这层楼有好几个占便宜没够的婶子。 苏曼初来乍到，刚开始挤牙膏没轻没重，每次都是把牙刷挤满一整条，把她妈妈杨红丽女士心疼得差点拿鸡毛掸子揍她。 说起来都是泪，三天前，她还是996社畜，加班多是了点儿，但加班费可观。一个月一万五的工资，想靠攒钱在京市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落户京市，比登天还难。 但她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养活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她倒是有正儿八经的京市户口了，可六十年代的生活质量能跟现代社会比吗？ 苏曼父母都在市里政府部门工作，但她从小是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因为她是女孩子，又出生在计划生育最严的90年代，她妈妈怀她时做了几次超声检查都说是男孩，结果生下来是个女孩子，她爸妈都挺失望的。 他们俩都是公职人员，如果生二胎，罚多少钱都是小事儿，关键是工作有可能保不住。 她父母商量后决定把她留在老家，对外就说孩子生下来夭折了。为了掩盖真相，她爷奶带着她去了千里之外的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