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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〇年五月,谦二送了五万日元给吴雄根,并写了如下的信件[15]:
几年前,日本政府针对原来在苏联成为战俘的军人们制定了一套法律,依法支付给这些军人十万日元。
但该法不适用于外国人。
因此,我把自己领取到的一半,五万日元转送给您,当作是一个日本个人所表达的道歉之意。
很快吴雄根便回了一封诚挚感谢的信。
但他对没有日本国籍便无资格申请一事,似乎感到无法谅解。
他认为自己应该也拥有领取慰问金的权利,因此顺便通过信件争取谦二意见。
&ldo;老实说,收到信觉得很为难。
&rdo;谦二说,&ldo;从一般常识来思考,他无法支领慰问金这件事处理方式确实不当,但同时日本政府的防卫心又很强。
&rdo;
谦二为了回信,下了一番功夫调查。
接着将日韩、日中恢复邦交时,政府之间互相放弃赔偿请求权,以及如要发放慰问金给吴,势必得修改关于和平祈愿事业的法律规定等事宜,在回信中都清楚说明。
但吴雄根似乎仍无法接受。
谦二又进一步写信说明,即便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仍拒绝支付原战俘们的劳动工资。
谦二自己也申请了劳动证明书,拿到了仍有部分工资未领的证明;但即便有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或法院并没有改变一贯态度,这点谦二在写给吴的信中也详细说明。
接下来一阵子,吴雄根未再来信。
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初,事态却朝着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
吴雄根到日本来发起诉讼,并邀请谦二一起成为共同原告。
六、我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吴雄根等朝鲜族原西伯利亚拘留者们,这个时期也展开了他们各自的活动。
一九九一年,俄国与韩国恢复邦交,韩国的原苏联俘虏们组成了&ldo;西伯利亚朔风会&rdo;。
他们前往位于首尔的俄国大使馆,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
这个活动的时代背景,包括了韩俄恢复邦交带来的冷战结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韩国已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韩国民主化之前,对日本要求战后赔偿的声音,都被压制下来,原因在于韩国政府依照《日韩基本条约》已经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
换言之,对日本的战后赔偿要求,在韩国政府看来,带有某种批判政府的倾向。
韩国的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族会会长,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访谈中如此表示:&ldo;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牺牲者集会中,说出&lso;应该追究日本责任,大家前往日本领事馆吧&rso;之后,立刻遭到警察逮捕。
对我们的阻碍,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八年卢泰愚总统推动民主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