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王后那儿得到的津贴立刻被取消。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很艰辛！

我们之前仰赖那份津贴，现在少了那笔钱，母亲、我和两个幼小的弟弟立刻陷入窘境。

我们毫无经济来源，该怎么办？父亲此时当然更加为我们担心，可是他也没有能力寄钱给我们。

母亲替我们找到栖身之处，在一个比狗窝好不了多少的地方，靠近圣丹尼门。

那是个看了令人难过的街区，举目所见尽是贫穷。

母亲开始每天外出，设法赚一点儿钱。

她去了哪里我不知道，而她往往带了待缝补的衣物回来。

我的两个小弟弟几乎吃不饱。

我自己当然也拼命努力去找工作，终于在香榭丽舍大道一个名叫马里尼的剧院担任第二大提琴手。

那是罗特列克[5]在巴黎作画的年代，如今当我看到他的画作，就想起那间音乐厅和跳康康舞的舞者，当时那种舞蹈非常流行。

我一天赚四法郎。

我背着大提琴徒步前往马里尼剧院，再徒步回家。

那里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可是电车车费是十五生丁（一法郎等于一百生丁），而我们没有半点儿余钱。

那时是寒冬，最后，工作的辛苦和缺乏食物终于将我压垮。

我生病了，病得很重，必须留在家里。

母亲比之前更加辛勤工作，让我们有东西吃，替我买药。

她缝制衣物直到深夜，可总是愉快开朗，尽一切努力维持我的士气。

有一天，当她回家时，生病的我躺在床上，几乎认不出她来。

我明白某件非比寻常的事发生在她身上，我惊慌失措地看着她，她那头乌黑的美丽长发不见了。

她的头发现在又短又参差。

她卖掉了她的头发，好替我们多换几法郎。

她一笑置之。

“别担心，”

她说，“别去想这件事。

那只是头发罢了，会再长回来的。”

可是我心里很难过。

我们的严酷考验还在继续。

终于，我说：“母亲，咱们怎么能这样过下去？我们何不回巴塞罗那？”

“好吧，”

她说，“咱们回巴塞罗那。”

于是我们就回去了。

看到我们回来，父亲高兴极了。

在我们旅居马德里的那几年里，限于能力，他只来探望过一次。

然而，我们运道的转变使他惊慌。

我们家微薄的积蓄用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