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

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优越——可以说他们不同，没错，但不能比较谁更优越。

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自认有权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

爱国主义则完全不同。

爱乡之情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

我想起康帕尼斯之死。

我认识康帕尼斯的时候，他是加泰罗尼亚的主席，那是在西班牙共和时期。

有些事情我跟他意见相左，但他是个爱国者，是个优秀的律师，支持加泰罗尼亚劳工阶层的奋斗目标。

当法西斯分子夺取了政权，康帕尼斯和一些共和党人领袖逃往法国。

佛朗哥要求将他遣返，而法国贝当元帅的政府从命了。

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将他处决了。

面对行刑队，康帕尼斯点燃一根烟，脱掉鞋袜。

他死的时候想要脚踩着加泰罗尼亚的土地。

在巴塞罗那，我的运道突然好转。

在巴黎那些日子的困苦、匮乏和无常，很快就成为过去。

我的老朋友兼老师加西亚刚刚辞掉他在市立音乐学院的教职，准备移居阿根廷。

在我还是个十一岁男孩的时候，他让我认识了大提琴的美妙。

我受邀去接任他在学校的职位，同时，我也接下教导加西亚私人学生的事务，以及他在教堂仪式中的演奏工作。

几个月之后，我被聘请去里塞奥高等音乐学院任教，同时获聘为歌剧院管弦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

突然间，我的工作多得做不完！

教育工作如今占去我大部分时间。

对于我逐渐成为成熟的音乐家，那是个重要的时期。

我从不曾刻意将教与学划分开来。

当然，一个教师应该要比学生懂得多，可是对我来说，教就是学。

当年在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如此，如今仍是如此。

我继续努力修习演奏技巧。

我下定决心，不受过去任何成规阻碍——向过去学习，但不要被过去羁绊。

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在大提琴演奏上达到最佳效果。

我一向认为技巧是手段，而非目的。

一个人当然要掌握技巧，但同时也不能被技巧束缚，而必须明白运用技巧的目的在于传达音乐的内在意蕴、音乐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