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之后，他到巴黎来见我，我跟他一起练习，特别是练习巴赫的作品。

一战之后，我们在意大利、英国、瑞士和其他国家办了许多场室内音乐会。

后来他替我在巴塞罗那的管弦乐团演奏，也在我于普拉德、波多黎各举行的音乐节上演奏。

直到如今，我们还一起合奏。

关于霍佐夫斯基有一件事很不寻常，即自从我们初次相识以来，在许多方面他几乎没有改变。

尽管具有极高的音乐才华，他还是非常害羞，极为谦虚而且内向。

他的个子还是很小，事实上，比我还要矮小！

我真的不曾认识任何人像他这么多年来维持不变。

如今当我看着他，我仍旧看见一个小男孩，虽然我得说，他放弃了从前的一项爱好。

在一战之前，他热爱跑车、赛车，每年夏天常驾驶一辆双人座位的小车，以极高的速度从巴黎开往法国蔚蓝海岸，再驶往意大利。

当然，做这种事在当年要比今天困难得多。

他告诉我那些道路很糟，灰尘很多，而且到处都是钉子，常常刺进他的车轮……

一九〇五年，我首次到俄国演奏。

我抵达俄国的时间实在不是巡回演出的良机。

虽然我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时还不知道，但是俄国革命已经展开。

刚过俄国边境，我们的火车就在维尔纽斯[1]被拦下，所有的乘客都被叫下车。

火车站里一片骚动，行李高高堆起，几十个人走来走去，打着手势，大喊大叫。

我听不太懂他们说了些什么，因为大多数人说的是俄语。

在候车室里，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朝我走近，向我介绍自己。

他是铁路局的高级官员，也是俄国军队的一位将军，而且似乎对我的工作知之甚详。

他说所有通往莫斯科的交通都因为一场铁路罢工而堵塞，不过，一列专车将驶往圣彼得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搭这列火车。

我想到回去巴黎的那一千多里路，就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当我们向北行驶，穿过下雪的俄国乡间时，我心想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一抵达圣彼得堡，我就去见指挥家亚历山大·席洛第。

我跟他通过信，知道他的名声。

他年轻时是优秀的钢琴家，曾经先后受教于柴可夫斯基和李斯特，李斯特对他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崭露头角，成为俄国顶尖的指挥家。

当时他在圣彼得堡的一个管弦乐团担任指挥。

席洛第十分热诚地接待我，他和李斯特的相似程度令我吃惊，他简直就像李斯特的孪生兄弟，甚至脸上有一颗跟李斯特一样的痣。

他坚持要我住在他家，他在涅瓦河河畔有间漂亮的宅邸，拥有丰富的音乐藏书。

当我告诉他我没能前往莫斯科，他说铁路罢工也给他带来了困扰，他所邀请的一位独奏家无法抵达圣彼得堡。

他问我是否愿意代替那位独奏家演出，我欣然同意。

那场音乐会在十分戏剧化的气氛中举行，城里由于大罢工而停电，音乐厅用烛光照明。

观众反响极佳。

我在圣彼得堡停留了两三个礼拜，和席洛第合作演出了一系列的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