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场演出让我记忆特别深刻。

这两场演出在对比极为鲜明的情况下举行，然而二者之间却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

其中一场的演出场地是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另一场则是在法国南部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废墟上。

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那场演出于一九六六年秋天举行，接近我九十岁生日，那次演出是为了纪念托罗格加泰罗尼亚大会九百周年。

那场大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欧洲大陆上最早的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形式就衍生自这个大会。

那场大会的宣言“天主之和平与休战”

呼吁不再用战争平息各国之间的纷争，并且呼吁各民族和平共处。

想想看，此宣言出现在联合国成立将近一千年前！

我为了纪念此事而在那座古老的神殿指挥《马槽》，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

在联合国总部的那场演出则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

我上一次在联合国登台演出，已是五年之前，二战结束也已将近二十年，然而，和平仍旧显得遥远。

大家对古巴导弹危机记忆犹新，当时全世界濒临一场核武灾难，越南已出现即将爆发内战的前兆。

谁知道前方还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忧虑令我心情沉重，然而，那个场合的性质又给了我希望。

我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吐露了这种心情，在我那部神剧某次排练之后，他亲切地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休息。

我们谈话时，我注意到一张桌子上展示着联合国各成员国的迷你国旗。

“这太棒了！”

我向吴丹说，“每天都能看见那一个时刻的象征，世界各国能够并肩而立，自由平等，和平共处！”

在我返回波多黎各之后，一个包裹送达我那儿，里面是联合国各国的国旗！

那位善良而尽职的秘书长把这些国旗寄来给我当作礼物。

如今这些国旗就挂在我圣多塞家中客厅的墙上。

在联合国那场音乐会上，我说了一段话，结语是：“音乐是美妙的普世语言，应该是人类沟通的源头。

我要再度敦促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同行，用他们艺术的纯洁为人类效劳，将全人类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

让我们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做出贡献，直到这一理想在荣光中达成。”

一个月之后，人类对和平的希望遭受骇人的打击，令全球各国同感悲伤。

就在那时，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我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他邀请我去白宫演出。

我仰慕肯尼迪总统已久，在我眼中，他展现出理想主义和领导力的特质，世界面临危机之际，迫切需要这样的特质。

他当选之后，我写信给他，表示乐见他胜选，并视之为全人类的吉兆。

我也提到热切希望他所信奉的原则——自由与人类尊严——能够加速民主重回到我深爱的祖国。

肯尼迪总统回信给我，亲切地感谢我对他所展现的信心。

然而，尽管我敬仰肯尼迪总统，但是我犹豫着是否该接受去白宫演奏的邀请。

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被视为我对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态度有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