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密切注意西班牙的情况。

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一个从巴塞罗那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从各种报章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包含所有我可能感兴趣的新闻，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体育。

这些剪报是我一个加泰罗尼亚朋友寄来的，只有在他来普拉德时我才会见到他。

他并不富有，但他将此事视为他的职责，每周把剪报寄来给我，没有缺过一次。

我继续担任西班牙难民救援会的荣誉主席，该组织于二战后在纽约成立，它帮助那些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流落法国的西班牙难民。

虽然在我的流亡同胞中，许多人已经在法国找到工作，或是在拉丁美洲定居，但在法国仍然有几千名生病、衰老、贫困的难民，许多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或是后来跟盟军一起对抗希特勒，在战争中因伤致残。

他们大多数住在法国南部，住在贫民窟或乡下的陋舍里，生存环境令人心碎。

他们只有最简单的必需品，很多人靠着每日不到五十分钱的收入过活。

我寄给他们食物、衣服、医疗用品、购买煤炭和木柴的钱，或是给他们孩子奖学金，这不是做慈善，因为，唉，亏欠这些男男女女的恩情永远偿还不了。

许多人忘了在西班牙发生的事。

他们不去想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牺牲一切的难民。

然而，正义和道德要求我们记住这些事，尤其要记住西班牙人民仍旧活在暴政的奴役下。

最近，在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言及西班牙的情况。

我再度陈述渴望见到我受苦已久的国家恢复民主，并重申我对独裁政权——那个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扶植下建立的政权的憎恶。

我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信里写道：“但愿以争取自由闻名的美国将重新评估对佛朗哥政权的态度，以决定是否该延续过去这三十年来的做法，继续支持西班牙严苛的独裁政权。”

我从尼克松总统的助理那儿收到一封含糊其词的回信。

当然，最近几年来有重要的发展。

对抗独裁政权的努力在西班牙各地变得更强更多，在大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神职人员之间，他们迫使该政权做出一些让步。

佛朗哥掌权之后许多年都不允许人民提起我的名字，如今西班牙报章上甚至会有关于我的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只提起我的音乐，从来不提我的政治意见。

最近我的朋友造访纽约的西班牙旅游局，他们拿到的宣传资料称我为西班牙知名公民，却绝口不提我流亡在外！

不久之前，一个来到波多黎各的朋友说他已经离家三个多礼拜，开始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