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生认为《有感》“末首通结数章之意，而归本于主德，所谓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务格君之心者，具于此见之。

读此五章，犹以诗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

（《杜诗详注》引）。

杜甫这种看法，起于儒家经典《大学》。

《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作为统治天下的准则，并将君王个人修身的好坏，看作政治成败的关键。

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对此尤其重视，认为端正君王心术，整饬朝廷纲纪，乃是为政最紧迫的事。

说杜甫同韩愈一样，是宋代道学的先驱，似乎有些不妥，但仅就政治主张而言，他和朱熹等人确有相通之处。

迫于当时四海艰险、朝野含怨的状况，代宗在广德三年（765）正月，改元永泰，下罪己诏。

但这一纸诏书，仅仅只是为了欺哄一时。

代宗虽有自咎之言，却无悔过之心，更无维新之行，依然宠信奸佞，猜疑忠良，姑息藩镇，诛求百姓。

时隔一年，就已把他信誓旦旦的诏书忘得一干二净。

“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值缗钱二十四万。

常衮上言，以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

上不听”

（《通鉴?唐纪》）。

像这样的君王，即使许下再多的宏愿，又怎能指望他有所作为？

“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

（《遣忧》）。

这是杜甫在祸乱平息后产生的忧虑。

但是代宗显然没有接受教训，而杜甫的忧虑却再一次得到证实。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

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

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

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

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

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

（《释闷》）。

吐蕃入侵，代宗出奔，豺狼塞路，尸体纵横，这都由程元振一手造成。

遭逢如此大劫，君臣理应悔祸，但代宗却极力庇护程元振，致使嬖孽全生，群小无忌。

由于战争不息，加上代宗本身的贪婪骄淫，这巨大的费用，除了进一步诛求百姓，又能从何处得到？又怎么谈得上“俭德”

二字？其人之昏聩，其事之舛谬，真出乎常人意料之外。

这样，天下何时才能太平？百姓又怎能不变为“盗贼”

？

真像杜甫所忧虑的那样，没多久，唐叛将仆固怀恩又引诱吐蕃、回纥入侵，京城再一次陷入惊慌失措之中。

因仆固怀恩中途得暴疾死去，加上郭子仪在回纥军中的威望，回纥反戈，才击退吐蕃，挫败了这次入侵。